楚国当时正处于与晋国的争霸之中，国家内外局势稳定，经济也有所复苏，然而，平王一时的欲望却断送了这一切。伍子胥忍辱负重，历尽艰险，最终逃到宿敌吴国，并很快获得吴国公子阖闾的支持。阖闾与伍子胥合作，策划了吴国的复仇计划，并雇佣了勇士专诸刺杀了吴国前任国王僚，这便是著名的“鱼肠剑”故事。随着阖闾邀请孙武担任吴国大将，伍子胥与孙武成了吴王的左右手，吴国实力猛增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国联合孙武带领大军发起了对楚国的全面进攻，结果五战五胜，成功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都。此时，楚平王早已去世，楚昭王带着朝臣四散逃亡，最终靠着忠臣申包胥的呼救，才得以借得秦国援军，才勉强驱逐了吴军，保住了楚国的命脉。否则，楚国很可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灭亡。
然而，伍子胥的复仇之路并未就此结束。在攻占郢都之后，他没有犹豫，一心报仇。他亲自带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陵墓，用铁鞭狠狠抽打腐朽的尸体三百鞭，直到骨头化为灰烬。这一场景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刖尸报仇”的典型事件，彻底释放了他心中的仇恨。此时，尽管伍子胥的举动可以说是十分狠烈，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楚国人称他为“奸贼”。即便是与伍子胥有过深厚交情的申包胥，在得知楚国覆灭后也只是悲叹：如果伍子胥能让楚国灭亡，我也能让楚国复兴。申包胥并没有批评伍子胥复仇不当。楚昭王在求援得到秦国军队帮助后，勉强驱逐了吴国，虽然安定了国内局势，但也未曾发布诏书称伍子胥为“叛贼”。从侧面看，这一切似乎并非单纯的国家仇恨，而更多是私人恩怨的延续。
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，可能在于春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结构。那个时代的君臣关系尚未固化，贵族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较近，权力并不完全集中在贵族手中。春秋时期，普通百姓的上升空间较大，许多世家大族并不像后来的清朝或明朝那样顽固守旧，贵族与寒门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。举个例子，《曹刿论战》中的曹刿只是普通百姓，却敢批评国君“肉食者鄙”，这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普通百姓与贵族在政治对话中仍有话语权，百姓的意见可以影响国家的决策，尤其是对国君的指导性意见。那时，封建国君的地位并未如后代那般神格化。
因此，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与楚平王之间的冲突，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和家族的仇恨，而非国家之间的敌对。伍子胥的复仇行为，更像是为了替家族复仇，而非推翻楚国的王朝。春秋时期，忠臣为父报仇是一种被视为正义的行为，类似“为父绝君，而不为君绝父”的理念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。君视臣为手足，臣视君为腹心；君视臣为草芥，则臣视君为寇仇。这种情感的投射，也帮助了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理解，甚至有部分人认为他复仇得当、义不容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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